Cameron Bailey – The Progressive Force Behind TIFF 電影文化傳燈人

by Pure Luxury

 

或許每個曾參加過多倫多電影節(Toront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簡稱TIFF)的人都會對於節日的盛況記憶猶新。每年秋天,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影創作人、演員們帶著作品聚集在這個城市,上萬觀眾前來欣賞主辦方精心挑選的優秀影片。長龍一般的隊伍是常態,但這絲毫不會影響電影愛好者們的激動心情——人們的臉上掛著期待的微笑,與同行友人或是陌生人談論著關於電影的看法。多倫多電影節如今已成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電影盛會之一,而它的重要性不僅僅止於展播優秀電影。連結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提倡更多元和包容的社會亦是主辦方的意圖。

如果說多倫多電影節點亮了電影藝術文化的燈火,那麽其藝術總監兼聯席主管卡梅隆·貝利(Cameron Bailey)就像是一個關鍵的傳燈人。從九十年代初加入多倫多電影節至今,貝利堅持守護並傳承著電影節所倡導的和諧平等的宗旨,致力於為電影製作人提供更開放的平臺,並且讓更多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有機會了解這個加拿大獨有的文化盛宴。至尊非常榮幸可以與貝利進行一場深度交談,聆聽他關於電影產業的獨到見解,並了解他更私人的、較鮮為人知的人生奮鬥故事。

至尊:你是如何發掘自己對於電影的熱愛的呢?

貝利:我在英國出生,後來隨家人移居巴巴多斯(Barbados)——我們的故鄉,居住在一個較偏遠的寧靜小鎮。童年生活有著大自然和奶牛等動物的陪伴,但那段時期,我能接觸電影的機會是極少的。在我八歲左右的時候,我與家人移民至加拿大,那時候我們也不會經常去電影院,但能在電視上看到一些電影。直到大學時期,我才真正體會到電影的魅力。我非常喜歡閱讀,所以進入大學後我選擇了英語文學專業。當時我選擇了一門電影課程,得以觀賞從未聽聞的一些電影——讓·呂克·戈達爾(Jean-Luc Godard)的作品、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亞洲以及拉美地區的小眾電影等等與好萊塢電影截然不同的作品,這令我大開眼界。我開始明白電影不只是為了娛樂消遣,它也可以成為人們了解世界的媒介。電影的視覺效果也會帶來與文學作品完全不同的感官體驗,於是我便愛上了電影這門藝術!後來我也開始嘗試分享關於電影的感受,撰寫影評。

至尊:可以說那是你將對於電影的熱愛轉化為職業的一個節點?

貝利:剛開始寫影評只是作為一個自由職業。我沒有給自己設定特別具體的職業規劃,我只知道我享受有關電影的一些——觀賞電影、和別人交換感想、記錄自己對電影的看法……我對於一些並沒有得到廣泛關註的電影也饒有興趣,並嘗試在多倫多一些獨立影院安排放映這些電影。這個舉動似乎吸引了多倫多電影節的註意。當時的策劃總監Piers Handling向我提供了策展人(Programmer)這一職位,見面時我仍舊是電影產業初出茅廬的新人,我覺得我並沒有完全準備好,所以謝絕了這個工作邀約。那之後的一年裡,我嘗試徹底融入進多倫多的電影圈子——結識電影製作人、與教授電影相關專業課程的老師們交流等等。這讓我更加了解自己想在電影產業裡擔任什麽樣的角色。我想多倫多電影節或許能夠給予我一個平臺,於是一年之後我欣然接受了策展人的職位。我覺得當一個機會第二次出現在你的人生,這表示你不該再與它擦肩而過。

至尊:在你眼裡,電影對於社會的重要性是什麽?

貝利: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理解好像總是和電影及敘事息息相關。當一些重要事件發生的時候,比如災難爆發,或是新生嬰兒出生的喜悅時刻,我們的腦海中很有可能下意識地出現相似的電影場景。通過電影,我們對於這個世界會產生不同的理解,也能去了解我們在真實生活中可能無法接觸到的人們的生活。而電影在我們心裡留下的印象也會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對各種事件做出的反應、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處理方式等等。

至尊:如今作為多倫多電影節藝術總監和聯合主席,你的職責包含了哪些?

貝利:我的職責大致來說是確立多倫多電影節有關藝術方面的大局觀——展播作品的選擇方向、發掘電影創作人、推廣傳播世界電影等等。雖然我個人不會決定每一部將在電影節放映的電影,但我負責選擇最合適的人員來組成多倫多電影節的團隊,來確保每個人、每個環節都將帶領電影節走向統一和正確的方向。近年來提升電影節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目標,比如展映更多女性導演執導的作品。

至尊:就電影產業來說,提倡多元和包容文化的價值是?

貝利:之前我們談到電影的視覺敘事會對我們的行為、對世界的理解帶來一定的影響。如果這個世界沒有更具包容性、開放的電影類別,並且電影只通過某些特定的視角呈現,這可能會造成理解的偏差,甚至偏見。我認為多倫多電影節能做到的一點是為大眾呈現盡可能多樣化的視角,去發掘世界各個角落的電影並分享給更多人,讓人們有機會接觸一些很可能推翻他們固有看法的電影,從而帶來全新的思考。總之,電影文化不應該設限。

至尊:多倫多電影節如今成為了世界上參與程度最高的公眾電影活動,你認為電影節的哪些特質造就了這番成功?

貝利:地理位置或許是一個原因,雖然在一開始它更像一個劣勢,但我們逐漸把它轉變為特有的優勢。起初,加拿大的電影節並沒有什麽影響力,我們不像是美國、法國等國家擁有非常成熟的電影產業。但加拿大十分多元化,這裡龐大的移民基礎讓國際溝通變得更加方便。我們也不拘泥於某一類的電影,而是對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影都保持好奇、張開懷抱。另一方面,多倫多電影節提倡民主,我們不會把自己視作行業的專家,告訴觀眾哪些電影好、好在哪。相反的,我們把觀眾當作核心——就像是我們為大家精心準備、呈現一道道佳餚,品嘗者的體驗和想法才是最重要的。

至尊:你早在九十年代進入了電影這個領域,電影產業在過去的三十年裡經歷了哪些重要改變?

貝利:科技的發展是很大的一個改進,它改變了電影的製作過程、發佈和流通等等環節。這提高了電影的可接近性、大眾化,讓較偏遠地區的人們擁有了觀賞更多電影的可能。在我剛接觸電影行業的時候,美國電影產業可以說是這個行業的巨無霸。如今的電影產業更國際化了——無論是製作還是發行。比如中國在這些年中成為了最龐大的電影市場之一,而亞洲電影總體來說也獲得了質變、升華。舉個例子,韓國電影《寄生蟲》(Parasite)獲得了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幾乎不可能發生。

至尊:你認為如今的電影產業還需要哪些改進?

貝利:我很榮幸目睹了電影產業在過去幾十年的巨變,但的確還有很多可以革新的空間。我希望在未來電影中的刻板印象或是偏見會越來越少,畢竟電影或多或少影響著人們的世界觀——尤其是年輕人的。另一方面,學習、製作電影仍然非常昂貴,因此進入這個領域的大多是家庭較為富裕的人。但事實上有才華的電影人來自各種各樣的背景。作為身在這個行業中的人,我們應該為確保人人都有平等的機會而努力,盡可能為有天賦的人們提供資源和平臺,不讓才華因為資金的關系而被淹沒——這也是我所堅持的信念之一。

至尊:目前來說,你個人最喜歡的三部電影是什麽呢?

貝利: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 (Alfred Hitchcock) 是我非常喜歡的一位導演,在大學時期我鑽研了他的許多作品。雖然他有一些關於非公正對待演員的爭議性報道,但不可否認希區柯克是非常有才華的藝術家,他指導的《迷魂記》(Vertigo)至今讓我印象深刻。王家衛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導演,他善於運用色彩和製造氛圍感,我喜歡《花樣年華》(In the Mood for Love)略帶孤獨感的浪漫。還有一部比較小眾的塞內加爾(Senegal)電影《土狼之旅》(Touki Bouki),我在學生時期第一次觀看了這部影片,電影主角對於自由的大膽追求實在讓我震撼。

至尊:人的一生是由許多選擇組成的。和我們分享一下你人生中經歷的最重要的一些時刻或者決定吧!

貝利: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笑)。我想首先是我選擇了電影這條路。雖然進入大學我主修英語文學,但在過去的很多時刻我發現電影能給我帶來更多的滿足感,所以我很慶幸最終堅持進入這個領域。擔任八年多倫多電影節策展人之後我離開了一段時間,而在2005年再次加入主辦方的這個決定也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重大節點。回歸後的我更專注於和其他成員們共同構築多倫多電影節多元、開放、民主的遠景,可以說這個決定成就了今天的我。另外,向我的妻子Carolynne求婚也是對我來說非常特殊的一個高光時刻。在相愛之前我們就是很好的朋友,陪伴了彼此很長一段時間。當合適的時機到來,我終於向她求婚,我覺得這是我做過最機智的一件事情!

至尊:你是否達到了一個理想的生活與工作之間的平衡點?

貝利: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把絕大部分精力投入工作,但我越來越能體會找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的重要性,也很慶幸自己在父母去世之前能夠有時間陪伴他們走過最後的旅程。隨著年齡增長,我便愈加了解時間的寶貴。經歷了新冠疫情,我發現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地讓人措手不及,所以我認為我們更應該珍惜當下,無論這個時刻是好是壞,而不是執著於過去。感恩我們擁有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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