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ower of Being “Invisible” 劉勃麟 『無形』勝有形

by Pure luxury

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遁于無形,是為了被更多人看見。無聲的藝術表現,是響亮的抗爭、質疑,也是深刻的思考。

劉勃麟,這位被眾多國際藝術媒體稱為「隱形人」(The Invisible Man)的中國藝術家,通過他獨樹一幟的,結合行為藝術、攝影、表演等形式的藝術語言,在不斷發掘自我的過程中,亦探索個體與社會的關係。人類的力量書寫了文明的歷史,創造出物質與精神財富,推動社會變革。而同時,我們作為大環境下渺小的個體,也時常在生命的迷航中感受個人的消逝及無足輕重。劉勃麟將藝術化作無聲呐喊,用作品闡述他對人與社會的思考,並記錄下他眼中的當代社會、文明的進程,為歷史繪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成為藝術家,似乎是劉勃麟命中注定的一條道路。1973年劉勃麟出生在山東省,那個年代大多數的孩子們並沒有太多的玩具,於是他自己動手,把小飛機、手槍、汽車等玩具用鐵絲勾勒出造型,或是用泥巴捏出來。可以説,劉勃麟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用空間思維、造型思維訓練自己。他與我們分享道:「正式學習藝術以前,在普通中學的美術課裡,我就展現出超越同齡孩子的藝術天賦,寫生課上我就比一般的孩子畫的更深入、更仔細、更惟妙惟肖。後來在中學接觸了特別好的藝術老師,通過慢慢的引導,我從素描、色彩開始系統的研習。升入藝術大學後通過對西方的一些藝術大師、藝術流派的學習,最後確立了自己成為一個藝術家的夢想。」

2001年,劉勃麟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獲碩士學位。雖然在校學習的是雕塑,但在真正創作的時候,劉勃麟發現雕塑並不是最能夠表現他内心想法與情感的藝術媒介。2005年,位於北京的索家村國際藝術營因建築合法性問題遭遇强制拆遷,讓包括劉勃麟在内的一百多名在此工作、創作的藝術家無所適從。身處這樣的困境,劉勃麟選擇迎面直上。不復存在的索家村似乎給當時正經歷瓶頸期的他靈感,並間接構成了劉勃麟日後具有代表性的藝術手法。他回憶道:「我想去質疑,想表達一種強烈的抗議。這個時候,我發現用身體語言直接的表達,並用照片的方式去記錄,反而能更直接、更有效的把自己的情感表露出來,所以我就選擇了利用身體彩繪、照相的方式進行一種藝術表達。」劉勃麟《城市迷彩(Hiding in the City)》系列第一幅作品由此誕生,他「隱身」在自己被拆除的工作室前,表情嚴肅,雙眼直勾勾地看向前方,好像在質問:「當代藝術家何以安身立命?我又將何去何從?」

當然,一位藝術家又怎會滿足於僅僅通過作品探討他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關的思考?對劉勃麟來説,藝術像是人類歷史的一面鏡子,通過鏡中圖像,人們重新認識自己、認識社會:「藝術通過圖像讓人們看到眼睛里的歷史,圖像的歷史在慢慢的發展,同時也把人類的發展和文明,甚至服飾、戰爭、飲食等,所有一系列的人文,不斷的告訴現在活著的人我們的祖先曾是怎樣生活的,我們經歷了什麽樣的掙扎,才創造了當下的文明和現狀。所以説藝術其實有一個很強大的一個功能,就是讓人類的靈魂有一種族群歸屬感和認同感。」在他的作品里,他不僅僅是劉勃麟,而是每一個需要不斷成長、成為獨立的個體的人。

都市、鄉村、地標性建築……他選擇遁入的背景看似隨機,其實都是深思熟慮后的決定。他與我們分享道:「在《城市迷彩》這個系列里,我更多是在選擇一些作為人類的一個個體,跟生活的環境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一種背景。比如說我小時候,經常會看到的一些寫著大字的墻,每天都會路過看見,但是從來不會想它真的帶給我們生命里的東西是什麽。我會選擇這樣的背景進行創作,不僅僅是告訴自己,也是告訴身邊的人,以及看到這個作品的人,環境跟我們真正的關系是什麽,環境帶給我們的是什麽。」通過自己的藝術創作,他希望呼籲人們去放慢自己在當代生活中越來越快的步伐,思考人類創造的社會和人自身真正的關係,以及它對於個體靈性生長的終極意義。

劉勃麟走出中國,慢慢走向世界,試圖在更大範圍内探索人的存在和虛無,並開始著眼於全球變暖、數字化時代、商業物質文化等全人類面臨的社會命題。他消失在了超市内堆成山的方便麵前,五顔六色的視覺圖像刺激著人們的眼球,甚至激起食欲,而背後卻是劉勃麟對於食品安全的隱憂。他個人目前最為津津樂道的作品,是2017年與高端戶外服飾品牌Moncler合作的項目,由知名攝影師安妮‧萊博維茲(Annie Leibovitz)用相機記錄。「我一直想拍一個跟自然環境、跟冰山在一起的作品,反思全球氣候變暖作為主題,」劉勃麟如是説道:「我們的團隊從紐約飛到了冰島,創作過程中遇到的寒冷、大風、近零度的海水等很多困難都讓我非常難忘。這個作品讓我有了一種跟地球、跟人類的命運在一起感覺,它的特別不僅在於那是跟世界頂級攝影師、羽絨服品牌的合作。我們從地球的維度、從思考人類未來的維度去創作了作品,讓這個作品變得更有意義。」

他消失了,卻被更多人看見了。大家叫他「隱形人」。

當我們詢問他是否擔心大眾直接將「隱形人」和劉勃麟劃等號,或是這個稱呼會對未來的藝術創作帶來某種局限性,他只是雲淡風輕地說:「The Invisible Man相當於在網絡時代的一個綽號兒。觀眾覺得我隱形的方式會帶給人們一種視覺愉悅,覺得我是若隱若現,所以會給我取一個類似於外號兒的網名。我個人其實沒有什麽負擔,因為除此之外,我也做雕塑、畫畫、影像藝術。我倒覺得,通過隱身的藝術形式能讓更多的人了解我和我的創作過程,我還是非常高興的,至少比沒有人知道要好很多。」無論以何種媒介呈現,藝術作品都是劉勃麟對社會、世界、人類命運的理解,在曾經默默無聞、身處困境的時候,他堅守著這份初心,而如今,世界範圍的關注度也并不會對劉勃麟的藝術創作造成太多影響,對他來説,那是更好的展示自我、賦予個人思考更多力量的機會。

在過去的十年里面,劉勃麟時常前往別的國家,進行國際性的交流、合作。然而,新冠疫情的到來使得許多計劃被迫取消,他只得居家隔離創作。他不得不去關注疫情對人類的摧殘,看到上百萬人因感染病毒失去生命,讓他意識到必須直面生與死的問題,也衍生出一些他作為一名藝術家的思考:「手機、網絡、虛擬、數字化時代加上新冠病毒為標誌的公元2021年後,我們該怎麽去創作藝術作品?我們的藝術作品對現實有什麽樣的注解功能?面對這個話題,我的創作方法有了一些改變,這期間進行了一些虛擬繪畫、油畫,還有一些雕塑的創作。運用掃描建模、3D打印,進行的一種把人的碎片化、格式化,甚至像素化的一些變化,把我的思考、擔憂通過作品展示出來。對我來講,藝術創作應該跟時代有關系,同時也應該利用自己擅長的一些方式進行藝術探討和創作,這樣才能完成歷史交給的任務。或者說,慢慢去通過自己所擅長的東西討論和展現一個藝術家對現實的認識,對現實的擔憂,以及對未來的一種語言性的創作。」

貨幣、科技、體制……人類創造出了當今社會的每個組成部分,卻又愈發受其牽制。對於人生的意義,以及我們與社會、時代的複雜關係,你我都有不同的理解。也是因為這樣,在看到劉勃麟藝術作品的時候我們都將會有不一樣的思考。我們,真的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嗎?人類,真的是社會的主宰嗎?

你看清楚了嗎?再看一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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